‘中’和‘儒’的管理思路完全不同?天下赢家

2020-08-17 11:06:00
dcadmin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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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于2020年2月新冠病毒出现的时期,结合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国际关系问题作为入口点,总结出一套长时期下社会发展的理论规律,即社会科技发展时钟,并围绕其中的特性展开讨论。文章共分以下七个章节:  文章通过大量的历史与商业案例分析论证其中的各类问题,旨在展现社会发展中有关于科技、经济、人文和社会的共通问题,并抽象形成一套初步理论,希望以此来抛砖引玉,为更多的商业和实际问题带来思考的启发。  在经历了2018-2019年的硝烟后,战场上的企业和个人都精疲力竭。不过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就在你最期望得到救命稻草的时候,相反事实却不会为你雪中送炭。2020年初出现的新冠病毒速打乱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在短期内打翻身仗的计划,带来的是特殊时代周期下的加成式挑战。我们将走向何方,未来的十年到底是否会像王兴说的那样悲观,商业和经济问题是否还能从自身回调重现十年前的互联网式繁荣,这些问题每一天都在抽打着在机械运转的我们那麻木的神经,使我们迫切地希望找到一个信服的答案。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提到过一些关于产业周期和技术周期的问题,大多数都是阶段性的规律或只是单纯地从产业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在经历了资本寒冬、互联网泡沫、国际贸易战等一系列的特殊情况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其实自己的期望才是那个特殊情况,大环境的变化才是常态,运用阶段内的惯性思维是很难复制成功的,我们必须从更大的维度上了解我们所将经历的发展趋势。  从2016年起,我和公司的同事们就开始研究过往历史中的金融危机、大萧条、天下赢家变革与战争时期、乃至中世纪时期的社会问题,力求在其中寻找阶段性共性和更底层的社会规律。为了能更深刻地理解21世纪上半叶我们的真实处境,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走访了十几个国家,希望能从各类的历史中得到更多的启示。  为了跳脱出惯性思维,体验不同地区的文化更会带来灵感,地中海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地方。地中海地区的地理条件十分特殊,它自古以来美丽而富饶,当然也因此而战火连绵,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从古埃及与赫梯战争开始,到当今的约旦河西岸;从罗马帝国到奥斯曼土耳其;再从十字军东征到圣战的历史意义;这些都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历史有着本质的差异。  与中国相比,地中海地区有着完全不同的地理和社会特点:1. 多个文化不同的文明环绕同一个地区生存(系统不同);2.环海区域缺乏天险难守易攻(环境不同);3.资源毗邻城邦密集交流和冲突频繁(矛盾不同)。而正是基于这些基础特点,又相应地导致了更多不同的人文历史结果:4.战火连绵,没有一个文明绝对强大始终支配和管理资源;5.以攻代守,强盛则扩张,衰落则被其他文明迅速宰割;6.很多文明没有固定的家园四处逃窜;7.战争压力推动技术升级不断强化管理与军事竞争力;8.组织形态的优化调整比技术的阶段性领先更加有效;9.在吞并和毁灭文明的过程中,会伴随着阶段性的技术;10.短期的经济平衡经常被第三方新生力量强势打破或摧毁。  你可以发现,这与20世纪下半叶中美俄周边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更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历史,‘中’和‘儒’的管理思路完全不同。历史上的地中海是一个真正的血腥战场,非常直接的剩者为王败者寇,不给你斡旋的时间也没有喘息的机会,人性的特点和文明的宿命更加直接和残酷地展现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历史轮回不断上演。  我们经常以文明古国的先发历史而感到自豪,而在几千年的发展之后,21世纪的我们会发现世界上版图上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文明和人类活动的身影。大家共同向往着美好的未来,共同参与多元文明的奥运会,逐渐淡忘了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激烈和恐惧,期待着继续保持以20世纪的高速发展来建设家园。于是我们越过计算机和互联网,开始把基因科学快速应用在医疗之中,开启了量子物理层面的研发和应用课题,担心人工智能产生自我意识后的可怕情景,并提出了奇点临近的理论。  然而就在这快速发展的车轮之下,我们又发现了美国和新加坡的经济增速即将在两年之内接近为零,英国更是无法忍受欧洲兄弟们的连年负增长脱离欧盟,日本的生育率创下了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点,以及快速崛起的中国和东南亚也进入了泡沫瓶颈和经济调整的长期风险。这些都是非常客观的事实情况,只是我们的惯性思维让我们下意识地回避了这些负面信号,打着黑科技的旗号而继续用越来越有限的生产资料创造着一批又一批其实只有玩具价值的智能硬件。  此时的人类就像是一匹快速奔跑而日渐骨瘦嶙峋的骏马,沿用着20世纪成功的指导思想,坐拥着西方人从大航海时期所掠夺来的物质富足假设,乘坐着新发展中国家在过往三十年里蓝海市场所带来的红利直升梯,代入进好莱坞的科幻电影畅想着奇幻的酷炫未来,全然不知地中海的残酷模式其实已经在向我们步步逼近。  海鸟定理。这个定理是我们在商业和经济中常用比喻的生物原理,意思是说社会中的集体与个人、商业中的利益竞争主体,就像海岛上栖息的海鸟一样都有自己的地盘(或资源管辖范围)。当鸟群的数量不断上升,每只海鸟的领地就会逐渐划定到一个圆形里,困兽犹斗互不相让,气氛会变得非常紧张,哪怕伸一伸翅膀也会遭到邻居的袭击。这时种群的数量便达到了极限,并且会经常发生争执和打斗。其实这与罗杰斯蒂曲线和约翰·卡尔宏(John B. Calhoun)的‘老鼠的乌托邦’实验有着十分贴近的道理,都说明社会中的单位,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当如果个体单位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化优势,而系统内的生产资料不能更多地供给每个个体的扩张需要,这时候就达到了一个种群的瓶颈。  当前的世界阶段,正如海鸟定理所述,在高速的发展中逐渐陷入了瓶颈。然而又不同于海鸟的是,国家与集团,企业与个人,理想抱负或扩张并没有那么容易受到抑制,并且由于社会和世界环境的复杂性,总会有人逐渐脱颖而出,他们有着差异化的思维优势,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过人的资源收拢机器(比如宗教或商业模式),以及幸运的阶段性领先技术,于是便将会出现激烈的冲突与竞争,进而之后再去实现不同形式的整合和升级。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我们当今的市场经济之中,集团竞争之中,更发生在历史演化的每一个进程阶段,小到部落城邦,大到民族文明,从亚历山大到默罕默德,从凯撒到到拿破仑,历史总在冲突与和平之中经历革新、繁荣、调整、强盛、到再次革新的复杂循环,而并非像我们在过去50年中所熟悉的平稳式上升。循环中的组织形态与技术应用就像机械火车的传动装置,支配和推动着资源与社会生产效率,在集中与分散的形态中变换迭代,时而以发展的代价追求稳固,时而以熵增的代价追求转型,时而从的形态转向共和,时而以的形式结合集中。 然而这种循环本身又并非是机械地周而复始,而是在技术和时代的协同发展中不断曲折地推动着文明的进步。根据每个阶段的特点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1.理论主义阶段,2.自由主义阶段,3.实践主义阶段,和4.集体主义阶段。在每一个循环阶段中,国家与集团,企业与个人,都作为一员经历或书写着该阶段的历史进程。作为个体单位,需要能够认清和遵从客观的发展规律,没有谁能在特定阶段内立刻超越、跳过、暂停或回转该阶段的状态。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我们将这四个阶段组成的循环称为社会科技进步时钟。下面我们分不同阶段和情况进行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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